洛阳隋唐遗址的塔（隋唐时期，洛阳城佛寺的部分主要建筑）

建筑之始,产生于 隋唐时期，洛阳城佛寺的部分主要建筑

佛寺的宗教属性，决定了佛寺作为人神共存的场所区别于一般民间宅院的特性，而其社会化功能的发展完善，又促进了佛寺建筑多样化的演变。特别是禅宗兴起以后，其“不立佛殿、唯构法堂”的思想对佛寺的建置布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是佛寺营建思想与技术发展至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寺院营建方面，逐渐固定形成了“七堂伽蓝”制。所谓“七堂伽蓝”，即指的是具备七种主要堂宇之寺院。“七堂伽蓝”源于古印度，在寺院中一般对应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厨房、浴室和厕所。

唐朝时期，“七堂伽蓝”还处于发展阶段，至宋代才真正完善成熟，为后世所沿袭。廊院式结构构成了隋唐时期洛阳城佛寺布局的基本模式，在此结构下，各佛寺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有佛塔、形制布局是否完整、以及房舍院落规模及数量有多少。这里介绍几个隋唐洛阳城佛寺的主要建筑

一、经楼

经楼，又称经藏、经堂、经库、法藏、轮藏、转轮藏、藏经阁、法宝殿等，即指收藏经文之建筑物。通俗地讲，经楼就是专门收藏储放佛教典籍的建筑。中国经楼之始，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壮大，佛典数量增多，寺院开始设置有专门贮藏经卷的楼阁。

起初，经楼的功能只用于藏经，后演化出藏经阁，藏经院等建筑，可供藏经、看经并用。经楼是寺院藏经之殿宇，是最不可或缺的佛寺建筑。起初与钟楼并置，后来，随着禅宗“伽蓝七堂”营建思想的发展，经楼往往位于寺院中轴线的位置，宋代以后寺院形制基本如此。隋唐时期，洛阳城佛寺也设有经楼。

《唐故东都麟趾寺法华院律大师墓志铭并序》记载了麟趾寺内，有专门的法华藏经楼，幼觉法师是著名的法华院大师，在当时的洛阳城中颇有名望。而且，太平寺内经楼与罗汉殿相对而置。白居易与圣善寺如满大师有“斋戒之因”，于开成元年（836年）将自撰文集置于圣善寺，“纳于律疏库楼”，与经籍合藏一处，可知圣善寺有经楼。

唐高宗召玄奘法师等翻经僧在丽日殿、明德宫翻译《观所缘》《大婆沙》等经论，丽日殿、明德宫即承担经楼的作用，用于藏经翻经储经的场所。《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载，义净归国带回经、律、论共计五十万颂的佛典，300粒舍利及一尊金刚像，武则天“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可知，大徧空寺内的经楼，必然规模极大，房舍众多，否则无法容纳这么多佛典珍宝。

福先寺原为武则天母亲荣国夫人宅院，后敕旨舍宅为寺。武则天对于福先寺的支持，不仅体现在“耗资百万”的不吝财物，以及为寺院安置上等珍贵的佛像、壁画方面。还体现在武则天组织了一大批佛学造诣精深的中外高僧大德组成的翻经译经人才队伍，在福先寺进行了盛世高达的翻经事业。

据史料记载，当时福先寺着名的僧人有印度国高僧地婆诃罗与菩提流志，于阗国高僧提云般若(汉言天智)，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给武则天上《大云经》的法明，以及归国僧人义净等等。

其中义净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归国，带回梵经400部，金刚座真容1躯，舍利子300粒。武则天亲到上东门外迎接，并敕住佛授记寺，后转至福先寺译经。福先寺中翻译的佛经部头较大，金刚舍利等珍宝弥足，，藏经楼的规模一定不会很小，否则无法储藏如此大量的经卷。

《城坊考》载嘉善坊有荷泽寺经坊，经坊是专门的贮藏佛经的地方，比经楼相比，规模与功能似乎更为宏大全面，推测荷泽寺的藏经翻经事业应该也使用此经坊。

本文所汇辑整理的唐代洛阳城佛寺几乎均为额寺，在官方力量的推动下，绝大部分佛寺在不期都承担着译经、写经、储经等任务，，经楼的设置是必要的。有些大型佛寺，如大徧空寺、福先寺、昭成寺，房舍众多，僧尼群体庞大，佛典如汗牛充栋一般，加上金刚、舍利等珍宝，用于储藏上述物件的经楼的形制规模也必然十分庞大。

二、配殿及阁

广义的佛殿，不仅包括安置各个本尊的佛殿，如大雄宝殿、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金刚殿，毗卢殿、伽蓝殿等，还包括那些根据不同用途、大小规模而形成的偏殿、配殿及阁，如罗汉殿等。

隋唐时期，佛殿左右配置偏殿的模式极为流行，道宣作《戒坛图经》载“正中佛院中门内为前佛殿，左右有楼各三层。”看来“左右有楼各三层”为配殿的标准模式。本文所述之隋唐洛阳城佛寺，大多为官修额寺，寺院规模超过民间一般寺院，因而佛殿左右设置配殿是常态。

《河南志》载“建院殿，东有经藏经秩纯缘，皆用太后宫中衣服裁制，今尙鲜明。板廊周帀，东临瀍水，西有罗汉殿，洛人但名罗汉院。”可知，太平寺内佛殿左右两侧相对而置有经楼及罗汉殿，且罗汉殿独立形成一个院落名曰罗汉院。

《历代名画记》卷三《东都寺观画壁》“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东间弥勒像，西间弥勒像，殿中门西神，殿中门东神，此一殿功德最妙。”可知，敬爱寺的佛殿两侧配有偏殿，东西偏殿内有弥勒像。

楼阁与配殿相似，在寺院中均为承担某种用途而设。“为具有重层之建筑物。或作为藏书、绘像、登眺游览景物之用。”楼阁与大殿之间有廊道及飞廊相连。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洛阳期间，曾登同德寺阁，作《同德寺阁集眺》《同德阁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赠二首》等诗。

站在同德寺阁楼上，眺望洛阳城，表明同德寺阁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韦应物与元侍御、李博士相约同德寺阁，然等到夜幕将至，庭树的影像已变暗，二位好友却“故人那不来”，可见同德寺阁应为当时士大夫，文人墨客经常聚集的场所。

三、其他建筑回廊

廊，意为“殿舍之间为便于通行而设之建筑物。”隋唐时期佛寺的主要平面布局形式之所以称为廊院式结构，即是由回廊将诸多个佛殿组成的独立院落连接而成。隋唐洛阳城佛寺中均有回廊，佛寺僧众有时候还在回廊里用餐、休憩。

回廊不仅具有建筑上的功用，还是文人画家观赏风景、题诗作画、修身养性的场所。《历代名画记》卷3《东都寺观画壁》记载了寺观中院、廊、殿、堂、亭、阁等地方的画壁，其中以廊道上的壁画最多，回廊在佛寺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①院落

院落的内涵有两种。其一，在寺院的回廊及围墙内，各建筑之间的空挡组成的空间称为院落，与社会一般建筑的院落内涵一致。隋唐洛阳城佛寺的院落较为全面。《城坊考》卷五载，会昌后，卫国寺经过重修，“有小院十一。”安国寺，“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唐玉林》载“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

其二，则是根据院落的性质、职能而命名的佛寺建筑，例如禅院、观音院、厨院、库舍院等。太平公主所造太平寺，其原址为福胜禅院，后太平寺废，复建为太平禅院。《河南志》载应天禅院“都亭驿，前临瀍水，后对应天禅院”。《历代名画记》福先寺的三阶院“福先寺，三阶院，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三阶院内有地狱变、病龙等画像。

《唐代墓志汇编》存《唐故东都麟趾寺法华院律大师墓志铭并序》，记载了麟趾寺内有法华院，且有专门的贮藏法华经的经楼。武周时期，福先寺内三阶教盛行，设有三阶院贮藏佛典。《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三载《同诸公过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可知福先寺有律院。《全唐文》卷七八三载《同德寺凑禅师院群公会集序》，可知同德寺有禅院。

②僧房

僧房，又称僧坊，是佛寺僧众止住起卧的房舍。隋唐时期，洛阳城佛寺均设有僧房。大型寺院如福先寺僧房众多，“千二百房，讵假祗阤之势。”唐中宗多次下令扩建圣善寺，且不惜侵占两旁百姓宅院，“（神龙）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居民失业者数十家。”景龙四年又“更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

像福先寺、圣善寺这种大型寺院，多有皇族贵胄出资供养，社会上流阶级频繁居止往来，佛事活动频繁。其形制规模、经卷珍宝，远迈一般佛寺，依附于此的僧众常常数以万记，没有庞大的僧房是无法容纳如此规模的僧众的。

③菜园

为便于寺内僧众用斋，节省蔬菜等生活食材的开支，有些寺院内设有菜园，种植果蔬，供僧众享用。《历代名画记》载长寿寺内有菜园，“菜园精舍内，王昭应画。”

四、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洛阳作为隋唐帝国的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研究洛阳城佛寺对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时期洛阳地区佛教文化，包括佛教与帝王在内的士大夫群体及普通百姓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

佛寺是佛教徒活动的主要空间，是人神共存的场所，其建筑模式自然与一般的宫殿、民居不同。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其佛寺庙宇的营建模式也随之而来，我国早期的塔廊院式结构即是因袭印度佛教寺院的传统建筑风格而成，此结构强调突出佛塔的宗教象征。

隋唐时期，寺院形制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塔寺建筑结构逐渐向宫式建筑形式转变，结合我国古代纵轴对称的建筑美学思想，采用以殿堂廊庑组成的群落式庭院结构。山门、佛殿、院落、廊庑、楼阁、僧舍等建筑，排列合理，坐落有序。这种寺院结构的转变，其中既有传统建筑形式制约的因素，也是佛教为传播发展的需要自然演变的结果。

魏晋时期洛阳城寺庙建筑 唐洛阳城重要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