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带着保镖去打假

　　9月4日，“打假斗士”方舟子的律师彭剑表示，为了确保方舟子的人身安全，为其聘请的贴身保镖下周即可上岗。（9月5日新京报：《方舟子伤情基本好转 个人保镖下周上岗》）

　　3天前，彭剑在“新语丝”网站上以个人名义发起“科技打假基金”募集活动，两天内账户便获得3万元左右捐款。为方舟子聘请贴身保镖，用的就是这笔基金。

　　方舟子的律师在网上振臂一呼，几十个小时内就有那么多人慷慨解囊，足见公众对科技打假的支持程度，以及对这位“打假斗士”人身安全的深切关注。然而，欣慰之余，不由想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连大名鼎鼎的方舟子也遭人暗算，而且从今往后不得不依靠保镖的贴身护卫，那么，一般举报者起码的人身权利靠谁来维护呢？

　　近年，举报人遭报复的血案屡见报端：吕净一因举报市领导而家破人亡，李国福因举报“白宫书记”而“被自杀”，龚远明因举报县委书记而被砍成植物人，离休老干部周伟因举报慕绥新、马向东蹲了700多天监狱……（分见2002年1月18日南方周末：（李长河横征暴敛雇凶杀人 吕净一5年斗贪官几被灭）；2009年1月6日新华网：《阜阳白宫举报人疑遭区委书记迫害死亡事件始末》；2007-05-30华西都市报：《龚远明因举报县委书记而被砍成植物人》；2001年9月7日南方周末：《慕绥新马向东进去了 老人出来了--记反腐斗士周伟》）大量血淋淋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当下的司法语境中，存在不少法律救济的“死角”与“盲区”。虽然，《刑法》设定了报复陷害罪、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因其立案门槛过高，且刑罚趋轻，当事人付出的违法代价，相对而言并不太高。最高检在《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设定的“报复陷害罪”，立案标准也不低：导致举报人或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也就是说，如果举报人遭报复的情形没有“达标”，司法机关就不会追究报复者的刑事责任。

　　记得施瓦辛格主演过一部叫《蒸发密令》的电影。影片讲的是一位女职员举报上司走私军火的故事。按说，手握金钱和武器的强势上司，要手下一个女职员的小命，就和踩死一只蚂蚁差不多。但，由于女职员受到联邦政府的严密保护，虽几经周折，最终安然无恙。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操作性如此之强，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服。

　　据说，方舟子长期生活在太平洋彼岸。如果他把科技打假战场搬到那里，而且坚持不懈，屡建奇功，那情况又该怎样呢？科技，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能有这么一位打假斗士，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至少无须他人为其筹措安保经费，暗地里聘请贴身保镖什么的吧。看来，中国立法的疏漏，已经到了非紧急弥补不可的地步。毕竟，诺大一个国家，能像方舟子这样有人赞助，可以花钱请贴身保镖的打假、举报人士，实在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