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公民基本权利 用法制捍卫精神病人的权利

　　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查漏补缺，乃是避免每个人“被收治”风险和精神病患者权利困境的第一步。尽快完成法律文本意义上的制度规范，理当成为捍卫公民权利迫不及待的紧急任务。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连续不断的案例证明缺乏法制阳光照射的精神病院，已成为公民权利阴暗的角落。最新的案例是工程师陈淼盛在精神病院治疗13年后猝死。这次稍有不同的是，陈淼盛确实因为精神不正常而被单位强制送治，只是在病情好转后，他依然不能为自己做主。

　　法制缺失，人人都可能被认定为精神病。从飞越疯人院的邹宜均，到上访者被定为精神病；从福利院院长卖掉精神病女给人做老婆，到精神病专家被指精神病，再到陈淼盛至死不能“飞越疯人院”，这些人间悲剧，早已显示我国精神病收治上的失范。

　　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领域存在着两大公害一是没有精神病的公民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甚至成为公权力打击报复或亲属之间争夺利益的手段；二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其权利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正在成为公民权利保障最短的木板。造成这两大危害的共同缘由，表面上是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缺失，根源是对公民权利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

　　追问陈淼盛猝死，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有权力强行送治？精神病人的权利又该由谁做主？由于立法上没有确立基本的收治标准，加上精神病鉴定体制的混乱，强制收治的授权不明、监督空虚，程序规范的极度贫乏，救济机制的完全失灵，这一系列关涉权利的制度缺损，造就了一个个公民人身权利的缺口，无论是单位还是政府机关，无论是亲属还是领导，都可以轻易地将人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治疗，而真正的精神病人则陷入零权利的真空。

　　对于这种法制缺失的状况，我们并非没有认识。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就揭示了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并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查漏补缺，乃是避免每个人“被收治”风险和精神病患者权利困境的第一步。尽快完成法律文本意义上的制度规范，理当成为捍卫公民权利迫不及待的紧急任务。

　　除此之外，我们或许还需关注，造成制度修缮迟滞以及执法懈怠的根源，仍是文化观念上对公民权利的轻视。这是一个“被”字句式时代，无论是正常公民被精神病，还是精神病人的权利被做主，不同的悲剧都逃不脱公民权利的被动式。那么，如何捍卫精神病人的权利？这或许还需要我们彼此围观之后抱团取暖，在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去推动立法的修缮以及法制权威的确立，最终筑起现代公民坚不可摧的权利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