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科医生成稀缺资源 首诊制需逐步推进
全科医生在中国已出现20多年，却至今还不大为人所知。太多的人不知道全科医生是干什么的，知道的人也把他们与低端“街道医院”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大医院，而是近在身边的全科医生。
北京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城市之一，历经10多年的培养，人才缺口依然巨大，而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甚至没有条件培养全科医生，距离首诊制的推进和家庭医生式服务还很遥远。
6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会议要求，到2012年使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乡镇卫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再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什么是全科医生？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对其的定义是：为每一个寻找医疗保健的人提供综合性医疗保健服务，必要时也安排其他卫生专业人员为其提供有关服务。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科医生的要求是：提供高质量、综合的、持续的和个体化的保健；能够为病人制订保健方案，选择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措施；通过有效的解释和劝告，开展健康教育；代表社区倡导健康促进活动；管理健康资源，利用卫生资料，在卫生系统内与个体或组织一起工作，满足病人和社区的要求。
一种“万金油”医生？
“现在说起全科医生，大家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5月22日刚好是周末，正在值班的刘向红不似平时那么忙碌，回忆起投身全科医疗的十几年经历，她发现如今关于全科医生的困惑仍然存在，“摸不着头脑，找不着北。”
今年49岁的刘向红是国内较早接触全科理念的医生，现在任职于北京市西城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对全科医生定位的困惑其实也是全科医生在社会中形象模糊的表现，而这正是阻碍全科医生队伍发展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二门诊部常务副主任刘薇薇，是今年5月9日成立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的成员，她对此深感痛心：“很多人认为不好的医生才去做全科医生，这个职业很可怜，印象很不好。”
不仅业界和学界困惑，就连政府主管部门也如此。在5月11日上午举行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成立大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于鲁明致辞时就表示：“全科医生真正规范的内容是什么，现在我觉得不是特别清晰。”
在一个早已习惯追求高精尖的医学分科时代，宽而不深但需要具备较高人文素质的全科专业要求，再加上政府现在要求提供“社区医疗、保健、预防、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服务，这容易引起类似“万金油”的形象误解，这种印象足以令许多人对这个职业望而却步。
刘向红现在也带学生，她所在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经常会有培训任务。去年，她在对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参加社区实践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98名本硕士生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临床医学生普遍对社区医院、全科医学的认知度低，不感兴趣，认为以后自己也不会从事此方面的工作。硕士生这种倾向更为严重，而港、澳、台学生对社区实践的重视和积极参与的程度均高于内地的医学生。
“这可能与全科医学在我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发展和认可度有关，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科医生更普及，就业与收入都要好很多。”刘向红说。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张姝媛，这名2009年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对此深有体会。尽管她很喜欢现在的全科医生工作，居民的信任也让她颇有成就感，但妈妈却为她感到委屈。“最近几年，年轻的硕士毕业的学生(做全科医生)还是挺多的，但并不是说非常愿意，非要到社区的人还是很少。”张姝媛如此总结自己和同学当初找工作时的普遍心态，“还是认为水平很次的人才到社区，觉得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最后到社区太屈才了。”
这并不是求职者单方面的杞人忧天。北京市2010年对18区县6000多名市民的调查显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态度、服务中心(站)距离自家的距离、诊区环境设施等满意度较高，但对医生专业水平普遍评价较低。一个针对西城区36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415人就医选择社区医院，仅占调查人群的11%，而且绝大多数是退休职工，选择三级医院的居民则占65%。
一支极稀缺的医生队伍
北京市东城区韶九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医疗使用面积200多平方米，在社区医院中算是很不错的条件。这里有全科医生3人，护士3人，张新征是卫生站的站长。没见到张新征前，想象这里大约是一幅典型的社区医院图景：老年患者们出出进进，与相熟的医生们聊着家常，没有大医院的嘈杂拥挤，倒是透出一种街坊邻里的亲情。
但张新征不在，他出去开会了。直到下午5点才返回卫生站，这时他的同事们都下班了。一下午的时间，他一口气开了5个会。“又是文明城区评选，又是行风建设……”他给记者看他拿回来的一沓又一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