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回老家县城(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县城老家)
如何在大城市熬过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到县城老家?
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县城老家
(作者 余忠梅 指导老师陈广宁)
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突破千万大关。再加上疫情,就业就更难了。在这种就业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以各种形式延期就业或返乡,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追求职业准备,求稳心态加剧。据《报告》报道,近两年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申请 全国统考。一直在增加。2018年至2021年的毕业生中,四成选择在国企或事业单位工作。
我只想回家。
晚上八点半,刘燕疲惫地坐在浙江宁波的地铁四号线上。车厢里没几个人,斜对面一个仰面躺着的小伙子也困了。工作四个月,加班到八九点是正常的。时钟。这是柳岩 s在浙江的第四个月,她仍然后悔独自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2022年夏天,刘燕从哈尔滨商业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大四春季 时,他选择了宁波某城商行的理财经理一职。实习期间月薪5000元。两个月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进入6个月试用期。经考核可转正, 员工月薪可达13000元。专业对口,而且还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工资远超东北。刘燕非常满意,没有多想就独自去了浙江宁波。
对柳岩来说,职场生活并不容易。高收入的背后是高绩效的任务。只有实现了流程指标、核心AUM、中高端客户净增等业绩指标,才能拿到相应的薪酬。刚毕业的刘燕,资源少,人脉窄。她居然厚着脸皮给陌生人打 推销理财产品。,她初来乍到,怕被客户挂断 ,打 时甚至会结巴。她能拿到的客户很少,几个业绩任务都没完成。看到银行里的前辈几天就能卖出几万个产品,刘燕很羡慕,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刘燕觉得没有人关心她的困难,也不在乎。我不知道该问谁。
业绩任务要每晚汇报,不达标的员工要参加每周的推介会,这让她感到压力。 这就是职场中的PUA。 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客户,很多都是不讲道理的。比如有的客户贷款逾期,却来银行质疑利率高。即使资深员工出面处理,客户不仅不听解释,还会刷下同事,甚至破口大骂。这种事情并不是特例。领导不仅会出面解决问题,还会指责她没有处理好客户关系。这些问题都让她觉得赚钱不容易,对银行的工作感到矛盾。
宁波的人文环境也让她生活不适应。无论是天气和饮食还是极端天气。内卷 工作气氛,她觉得筋疲力尽。刚刚冲出校园进入职场的刘燕,没有朋友可以交流。她同期的四个实习生有三个是浙江人,没有交流话题。没有人会像学校的老师一样教她怎么做事,她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公司只注重结果,让她和同期的实习生竞争业绩;刘燕几乎不懂当地的方言,与客户沟通也不顺畅,这也成为她业务进展的障碍。她觉得 比如被这个城市拒绝。。
当地价格也超出预期。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刘燕没有 我不敢花更多的钱。和别人合租一个月房租1500,伙食费1500。坐地铁等交通工具上班花了1000元,每月总支出至少4000元,仅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我以为实习工资5000元不算低,我没有 我没想到这是月光的结果。不适应的职场生活,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处境,让刘燕退缩逃避。两个月后,柳岩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准备回老家成都金堂县。虽然他没有。由于不喜欢银行的工作模式,刘燕把简历放进了银行,并打算回成都工作,因为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只有在银行实习的经历。
在谈到就业环境时,刘燕冷静分析她毕业的学校本身并不占优势,东北的大学都比较偏远,很多市场资源都是她接触不到的,所以信息不畅;校招的资源仅限于当地,没有优质企业。因为她住在南方,所以她不打算呆在北方。就她自身能力而言,成绩不错,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但缺乏实习经验,竞争力不高。刘燕 s的两个室友都在大四的秋天找到了工作。一个是银行的柜员,一个是伊利的业务员。剩下的三个人和她一起准备考研。失败后,四个人都决定去找工作,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她只能选择抓住。
刘燕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 先回去参加22年的秋行 ,然后准备考试。 。毕业后,刘燕没有 t签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但在择业期,她一直保留着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她的父母也希望刘燕回家工作,她在成都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也给了她信心。,她暂时无意从事公务员工作,刘燕也不打算。前几年的 比例,薪资待遇,工作强度都不了解。
我只想回家,一个小县城,我不 I don’我不知道公务员的具体收入,但我想我足够生活了。 她确信她能。我不适应在大城市生活。 大城市一切都好,但我不是一个努力的人。我不 我回老家挣不了多少钱,但应该能过得舒服。
刘燕 的经历并不独特。逃离东北呈加速趋势,公考比例也在逐年扩大。根据哈尔滨商业大学就业办提供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该校毕业生就业地域近年来呈现波动,华东、华南、西南、华中地区就业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就业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业可以与失业共存,毕业生和。就业心态多样复杂,择业求稳。
报告预测了未来的就业发展趋势许多大学毕业生并不急于找工作,父母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以消除风险,这使得毕业生的就业态度更加冷静。,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企业被动裁员,很多失业人员被抛入市场,从而表现出体制内收入的稳定。
的优势,出于降低职业风险的需要,许多大学毕业生纷纷调整就业方向,即放弃市场化选择,转向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进行择业。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区与就业地区分布对比
2019-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对比
图片源自哈尔滨商业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我还是想要考上公务员”
刘成,法学专业,2021年夏毕业于江西省的一所普通二本,到了年底,他还是没有参加工作,“就是要再战公务员考试”。父母都支持他的想法,让他在家安心备考,家里的亲戚却见他待业在家着急,刘成看着舅舅在家族群里给他发的 信息,放下手中的笔,叹了口气,感觉有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了心上。
身为一个双非院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刘成竞争力有限,很难找到律师或者法务的工作。与刘成同届的毕业生都各有出路,有的已经参加工作,有当律师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去大城市打拼的,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都选择和刘成一样在家复习考研考公,在日复一日的备考中他们还会互相鼓励。
刘成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父母工作稳定,还有三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姐姐们都很疼他,从小到大都算顺利,唯一的不如意是高考只考上了一所本地二本,与预期的211大学失之交臂。
刘成此后的考试好像都不是特别顺利,大四那年考研、考公都落榜了;毕业后参加法考,准备了很久,没有考上;当年年底赣州事业单位考试,落榜。刘成在回顾2021年的经历时,笑容有些苦涩地说道“对我来说,毕业季这一年是失败的一年。”
法学专业连续五年都被列入“红牌专业”就业预警名单,薪资待遇及就业前景都不乐观,而与此相对的,却是连年增长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刘成不是没想过找工作,受疫情影响,多地都限制了出行,“我甚至想过去进厂打螺丝”,而他却没有勇气去独自面对大城市生活的不确定和高消费。三个姐姐已经成家,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里可以负担他的生活,他还是决定考本省公务员。
2022年春节前后,疫情又有小范围的爆发,公务员考试发出延期考试通知,刘成的备考时间一再拉长。毕业快一年时间,终日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5月份,刘成尝试在家乡县城找工作,面试过产品销售、超市储备干部,都是面试后就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参加了另一个小县城的事业编考试,终于顺利上岸。而针对第二次公务员考试,刘成说这次考试提供的岗位没有自己喜欢的,再加上自己已经有一份事业编工作“保底”,对这次考试没太上心,意料之中地落榜了。
22年8月刘成正式到上犹县人社局工作,这是一个比老家更小的县城,离家远,他就在附近和人合租了房间,每个月不到3000的工资,付完房租就捉襟见肘。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刘成拿出了公务员考试资料,他打算三战公务员考试,因为对目前的薪资和工作环境都不太满意,刘成说如果现在的事业编工作是小学,那么他还是想要去上大学,而公务员就是他理想的大学。
“在大城市我没有机会”
杨勇大三就去了广东东莞实习,工作不顺,也选择了回家。
2022年杨勇毕业于一所专科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当初以为计算机相关专业好找工作,专科学历成了限制。意向公司的 名额有限,大学时期表现平平,专业能力不突出,两次校招都没有应聘上理想的计算机外设维修岗位。
2021年9月,杨勇随大流和同学们去了东莞实习,之一份工作是在校企合作的一家公司做等保测评业务,主要是对信息和信息载体按照重要性等级分别进行保护的测评,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实习期每个月的工资3500元,在东莞入不敷出,每个月至少还需要父母贴补500元。原本六个月的实习期,杨勇干了两个月就辞去了工作,回到江西赣州从小生活的县城,一直到2022年3月,他还是在家待业。
杨勇的家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身为农民的父母只有小学学历,收入也不高,一直靠着一把力气养家的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能多读点书,找个好工作。所以哪怕杨勇没有考上本科,杨勇的父亲还是咬牙拿了一年三万多的学费,送他去民办专科继续读书,他希望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不要步自己的后尘,吃了没文化的苦”。
待业在家的这段日子,父母经常会问杨勇之后想做什么,他总是很沉默,无法回答。杨勇那一届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参加工作了,留在东莞工作的同学有的已经转正,有的辞职去了其他公司,回赣州的同学很少。杨勇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二十多年的生命里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东莞,他以为可以在这个城市找一份能赚钱的好工作,但那次实习的经历使他不想再做尝试,“大城市虽然机会多,但我的专科文凭不够用”。
3月,当父亲对杨勇说“你要不就在这边找个工作,我托人帮忙介绍一下,虽然赚不了什么钱,应该也能生活”,杨勇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于父母安排的他听从了父母的选择,去了一家PCB电路板的公司,在工厂流水线工作。之一天上班,是父亲亲自送他去的,不善言辞的两个人没怎么说话,临走父亲嘱咐到“好好干,周末记得回家吃饭。”杨勇点头答应,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公司。
杨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3000元,包吃包住能省下了一笔生活费,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积蓄,放假时还可以回家吃上父母做的饭菜,和父母聊聊天,至于大学花了十多万的学费,最终还是没走出县城的问题,杨勇不愿去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变好。
杨勇面临的困境不是特例,据前程无忧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情况发布的《职业教育人才(专科)求职意向和状况调查》表明,专科生预期薪酬达成率低,63.4%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实际月薪在5000元以下。月薪过万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寥寥无几,与重点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就业仍面临结构性不匹配和可竞争机会少等难题。
“在家乡的小城市待着和大城市漂泊是两种颠覆性的感受。一个是在平到似乎激不起波浪的湖边闲逛,一切都闲适,周围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用来激起波浪的石子。另一个是你每天推开门就必须要渡的河,一脚下去永远不知道深浅。走在一条正确道路上真的就容易吗?”一个参加工作4年,在这一轮大厂“毕业潮”后回到小镇生活的学生,在朋友圈里分享着自己的无奈与疑问。
这一批00后毕业生,青少年时期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和互联网的极速迭代,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大学时光,迎面遭遇考研人数井喷和一年更比一年难的就业季,他们焦虑迷茫,回到熟悉的家乡、回到父母身边,成为最终的选择。
毕业回到小县城爸妈身边 毕业后回到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