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什么古代遗址（京口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京口是南京的古称，也就是现在的哪个城市。它出现在1500年前的一座韩国古墓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来源：Junction新闻客户端

1月底，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国立扶余文物研究院表示，2021年，在韩国忠清南道周公百济皇家陵园武宁王墓附近出土的一件莲花形墓砖，侧面刻有“由建业建造”的铭文，经确认为中国古代工匠所制。

武宁王墓约有1500年历史，相当于中国的南朝。“建邺”是三国时吴栋的都城名，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韩国学者认为雕刻这条线的工匠来自建业。一块块非同寻常的墓砖，反映了古代江苏与百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也为庆祝建交30周年的中韩文化渊源增添了一段佳话。

那么，这位南朝梁肖时期的“南靖人”为什么要去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呢？看似无意的“为事、为职成名”背后隐藏了哪些历史信息？

墓上的碑文写着：“这是创始人。”

铭文中的“建业”，就是南京

要还原这段历史，“建业”二字是关键线索。

在古都南京使用的70多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名字中，“建业”是最著名的名字之一。公元211年，瓜分江东的孙权将统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至秣陵。次年，孙权正式改“秣陵”为“建业”，野心在此城“建帝”。

212年开始，孙权在建邺修建石头城和河防设施，以此城为中心，为吴国的建立和巩固创造条件。29年夏，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建立吴国。同年秋、九月，孙权从武昌迁都建立公司，拉开了吴栋首都南京的帷幕，也是历史上之一个建都南京的政权。

孙权，伟大的吴栋皇帝，改名秣陵建业。

“墓砖铭文中的‘建业’是南京。六朝初期，‘建业’是东亚极其重要的大都市，声誉极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高说。

”朱却双立，飞奔而去。树是绿色的，树是绿色的。影欲壑，清流清。卧七里庙，下东阳路。有一排排营帐，办公室星罗棋布……”西晋文学家左思《吴都赋》生动记录了建业的都城格局和城市繁华。作为南京之一次成为王朝首都时使用的名称，“建业”这个名称并没有随着城市改名为“建业”和“建康”而消失。相反，它频繁地出现在文人的诗文和民间口头表达中。唐代诗人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江城建业楼，山遍沧海”；清代纳兰性德《忆江南》:“江南好，建业老长安”；清代毛启龄《龙江关》:“建业重控上游，龙虎占旧中国”等。一个例子是“建业”作为南京的称谓。

这次发现的碑文砖

同样的参考也出现在这块墓砖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雪峰教授说，出土这块砖的坟墓不是著名的武宁王墓，而是附近的一个高级墓。墓主人可能是武宁王之后的百济王，其建造年代相当于南朝梁潇时期。据《梁书》103010等文献和相关出土文物记载，梁潇一些善于建墓的工匠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百济，在金雄百济皇家陵园修建了几座重要的墓葬。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一位不知名的工匠在一块自己烧制的墓砖上刻下了“此为建业创始人”的字样。

有人可能会问，在梁肖时期，南京的官方名称是“建康”。为什么不刻“此为建康人”？“这是因为，在南朝，仍有许多人习惯称‘建康’

朝鲜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的三大政权之一百济国(Paekje Kuk)统治朝鲜半岛西南部，首都为蔚里市(今韩国首尔)、金雄市(今韩国忠清南道周公市)和四品市(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在201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金雄百济皇家公墓，有30多个

座墓葬，既有浓郁朝鲜半岛风格的积石墓，也有以武宁王墓为代表的中国南朝风格墓葬。

武宁王墓墓室内景

武宁王，即《梁书》中所记载的“百济王余隆”。朝鲜《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称他为“斯麻王”，“武宁”是他的谥号。他是百济国第25代王，公元501年至523年在位，相当于萧梁永元三年至普通四年。

“武宁王墓1971年发掘，墓葬的形制和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这座墓葬是南朝陵墓制度影响百济的有力证明。“王志高教授与著名考古学者、南京博物院罗宗真研究员合著的《六朝文物》中如此描绘武宁王墓：这是一座带有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墓前有斜坡墓道和砖砌排水沟，墓壁用“四顺一丁”和“三顺一丁”组砖砌筑，墓室后部设砖砌棺床，棺床前部以一排砖锁口，墓室侧壁和后壁对称设置直棂假窗，假窗上有桃形灯龛，墓砖为模印莲花纹和网纹等，这是南京地区较为典型的南朝王侯墓葬形式和结构。

武宁王墓墓壁

武宁王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让中国的六朝考古学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盘口壶、六系罐、盏等青瓷器，五铢铁钱和梁简文帝《望月诗》中描绘的“七子镜”，以及铜盏、铜托银盏、铜熨斗，大多是从中国输入的“舶来品”。甬道中的镇墓石兽是模仿南朝墓中的石穷奇。随葬的石质墓志和买地券用汉字书写，文中写道：“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宁东大将军”是梁武帝授予这位百济国王的官职。

“武宁王墓的修建，肯定有中国工匠参与其中。”王志高介绍，同在这一陵区的茅山六号坟中发现的一块铭文砖，上有“梁官瓦为师矣”铭文，也为中国工匠参加百济王墓葬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东晋青瓷羊形烛台，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

除了武宁王墓，韩国发掘的其他一些百济古坟和遗址，亦出土了不少南朝风格的青瓷器，主要有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砚、盏、六系罐、莲花尊、钱纹罐、高足盘等，特别是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的一件东晋青瓷羊形烛台，其造型和南京象山7号墓中的同类器物相似度极高。1979年，韩国扶余市发掘的定林寺遗址，其寺名不但与南朝建康的钟山定林寺同名，遗址上出土的大量单瓣莲花纹瓦当，和南京发现的同类器物也非常相像。

六朝画作中，1500年前的百济人

朝鲜半岛的百济文物、百济墓葬与同时期六朝文物、六朝陵墓频频“撞脸”，生动说明了六朝政权和百济之间密切交往的历史。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由于新罗与中国北方政权结交，对百济造成了军事压力。百济转而与中国南方的政权——东晋及后来的南朝发展外交往来。

此次出土“造此是建业人也”铭文砖的墓葬。

百济向东晋朝贡始于东晋咸安二年（372）。此后，东晋和南朝的诗书、史籍、佛教经义以及工匠、画师不断输入百济，传播先进的六朝文化。文献记载，百济至少11次派遣使者到建康，六朝政权先后授予历代百济国王镇东将军、镇东大将军、宁东大将军、抚东大将军等称号。南朝萧梁是六朝政权与百济交往的高峰时期。百济遣使来到南京，贡献方物(土产）。梁武帝则赐予百济“《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生活在萧梁时期的吴郡（苏州人）陆诩自幼研习崔灵恩的训诂著作《三礼义宗》，后应百济国之邀，前往百济讲学。

《职贡图》上的百济国使（右）

百济人的形象也出现在中国的六朝文物之中。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绎多才多艺。他绘制过一幅著名的《职贡图》（摹本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描画了12位来到萧梁进贡的外国使臣形象，其中排名之一的就是“百济国使”。

画面上，这位百济使臣衣着整齐，温文尔雅，白净斯文。图中如此介绍百济人的语言和衣着：“言语、衣服略同高丽，行不张拱，拜不申足。以帽为冠，襦曰复衫，袴曰裤，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有学者认为，百济使者穿的是交领右衽服饰。与南朝人服饰穿戴已非常接近。

“此次‘造此是建业人也’铭文砖的发现，为研究六朝和百济的交流提供了更加生动鲜活的材料，也为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王志高教授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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