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视野下的“过劳死”

　　“又加班了”，“我要睡觉”……年初，25岁的女白领潘洁在微博上记录了、加班等工作状况，2个月后，她因急性不治身亡；5月23日，28岁的某电视台记者刘建突发心肌梗死离世，在去世前几天，他在微博上留下了“我的亚健康状态很厉害”的感慨；6月3日，广州一家电子公司年轻的员工王青猝死，死前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频发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胡高崇公开呼吁，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目录。“过劳死”是个什么概念？有可能把它纳入职业病防治体系吗？

　　“过劳死”的医学解读接近“猝死”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何忠杰说，“过劳死”不属于临床医学疾病名称，目前也没有严格的临床学诊断标准，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状态，应该属于社会医学范畴。

　　何忠杰说，“过劳死”的提法最早来自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许多日本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过大导致精疲力竭，甚至引起身体状况急速恶化，猝死患者增多。1989年编撰的日本语大辞典给“过劳死”下的定义是：因长时间的过重劳动，精神及肉体疲劳积蓄而导致劳动者的突然死亡，直接症状为急性心脏功能不全、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引起的脑及心脏疾患。

　　何忠杰说，如果要用医学词汇来描述“过劳死”，“猝死”最为恰当。1979年，国际学会、美国心脏学会以及1970年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给出“猝死”的定义：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24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

　　虽然目前并没有权威学术组织对“过劳死”给予定义，但“过劳死”这一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记者通过医学专业搜索引擎FEBM进行检索，发现5368篇关于“过劳死”的论著，其中包括181篇荟萃分析。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一名词。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刘鑫教授指出，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的经历很类似，社会学家将它定性为转型期问题。社会在急剧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期间，竞争增加，对人们的精神与健康造成冲击。

　　“过劳死”与基础疾病有关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刘如秀教授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来自工作的精神刺激和压力，并不会导致其“过劳死”，但在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工作压力、过度劳累、紧张应激往往充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刘如秀说，从公开报道的“过劳死”案例来看，几乎都来自竞争激烈的职业或者劳动程度复杂、劳动强度大的职业。不少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上职业关系导致过度劳累、生活不规律等，容易成为突发性心血管事件发生的诱因。

　　今年4月，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十大健康透支最严重的行业”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0余个行业群体中，制造、金融、教育、媒体、法律从业者的健康透支程度位居前五位，多发疾病为血脂异常、、超重、、等。35岁~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机体老化速度较快，“生理年龄”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何忠杰表示，即使没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支持“过劳死”的发生与过度劳动有关联，也不应该漠视职业压力。在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对“过劳死”采取事前防御政策，比如，美国实施给员工减压的弹性工作制度；欧盟制定了《健康与安全工作法》等法规，要求公司向员工提供健康及心理支持。

　　难以纳入职业病管理

　　由于“过劳死”概念并没有界定，至今全国尚未出现一例劳动者因为“过劳死”诉诸法律并获得用人单位赔偿的案件。对此，胡高崇呼吁，及时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目录之中。

　　胡高崇认为，按照现行的法律框架，“过劳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和职业病，从而导致受害劳动者索赔无门，因此应该加重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根除用人单位肆意安排劳动者加班的陋习，用立法来避免“过劳死”现象。

　　对此，刘鑫认为，“过劳死”目前尚难以纳入职业病类型。原因在于“过劳死”并不属于医学诊断，从医学上来说，不一定能确认引发死亡原因与职业的关系。职业病诊断机构由于无法进行患者职业环境、职业过程、职业时间等因素的调查，鉴定人员也无法作出“过劳死”的鉴定结论。所以，判断劳动者死亡结果与过度工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成为司法上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