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与台湾的三山国王文化对比（潮汕与台湾的三山国王文化区别）

三山王潮汕与台湾三山王文化

三王信仰起源于粤东潮州，现广泛流传于粤东、台湾省、马来西亚等地。近年来，这一民间信仰受到了学术界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就三山神的起源、性质、被封时间、与其他地方神的关系等发表了许多著作，并专门召开了“之一次三山神学术讨论会”。许多客家研究的著作也谈到了对三山神的信仰。例如，台湾省陈云东《客家人》说，“三山之王是客家人移民的守护神。”刘作权《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还说，“粤东客家人信仰的守护山神三山王，在清中叶欢迎客家人移民台湾，此庙仅见于客家地区”。独山王信仰被认为是客家人特有的信仰。方的观点有点不拘一格。他的《客家源流探奥》说“三山之王神。这种寺庙不仅供客人使用，潮汕地区也有。刚开始主要是客家人崇拜，后来是潮汕民间崇拜。”承认潮汕人也崇拜三山王，但仍坚持认为这种信仰源于或起源于客家人。事实上，三山王信仰是客家人独有的，还是客家人创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关于其起源、性质、被封时间以及与其他地方神的关系，目前仍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也就是说，针对上述问题，本 了一点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以与方嘉人交流。之一，充分发掘和明确辨析《神湖洲三山神梯壁》一诗的作者、时间和史料价值，这是深入研究的前提。，我们的考证是从史料的辩证分析入手的。目前关于三山王的来源、性质、封号等问题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唐代一首名为《陈元光》的诗，据说是研究者新发现的。此诗名为《神湖洲三山神体墙》，见于清末民初编于闽南的《颖川陈氏族谱》。这个《龙湖集》实际上是一个最近在陈元光结婚的无知男子的赝品。从《龙湖集》的时代和地域的错误，比如禁忌，人名，官员，制度等。笔者已确定不是唐代人所作，粗略推断作伪时间大概在明代万历以后。[1]本来，既然明确了《龙湖集》系列的《神湖洲三山神体墙》诗是伪作，那么这首诗也是伪作，就不必多费笔墨了。但考虑到部分作品的虚假性在于真假混杂。为慎重起见，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神湖洲三山神体墙》这组具体的诗歌是否有可能是唐代的陈元光所作。根据这个题目，有三首壁诗，其中第三首有云“独山峰耸亭，中谷水唱琴。”明辉穆，姚林沈。“详细提到了独山和明山，可见题目确实是潮州三山庙的墙，不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三山。那么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神湖洲三山神体墙》讲的是什么？这应该是传记的错误。“朝”字因形似而为“胡”字，“申”字可能是颜或斯等类似字的错误。类似的错误经常发生。第《龙湖集》条《福州中央总督府》记载，福州曾在《唐景云》中“督福建、泉州、福建、漳州、湖州”，意思是将潮州的“潮”误认为“湖”。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有人把三山神和浙江湖州、江苏太湖绑在一起，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无根据行为。诗中滔滔不绝“观庙开悟，连辽毁。“‘智明’是三山寺的寺额，其额赐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八月。见书《旧唐书》《礼二十与三神山祠》第二十条。”廖平破秽”是指传说宋太宗征北汉时，三山神显其

但“智明”寺额和“廖平”典故的出现，说明这首诗写作时代的上限不应早于宋徽宗宣和七年，三山寺获寺额。这首诗的之一句“龙凤救铭”，第二句“九倍祭年”，第三句“三山香地，千古秦帝”，都是指三山神在宋以后被皇帝封累，下令岁时祭祀，以立碑，这也说明这首诗的年代肯定是在当初授庙之后。换句话说，这首诗应该是在北宋末年之后写的，不可能是唐代的陈元光写的。，我们证明了《神湖洲三山神梯壁》这首诗不是唐将军陈元光所作，也不是唐诗，而是北宋末年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作，并不代表这首诗没有史料价值。如前所述，这的确是一套吟诵潮州三山寺的诗词。从诗的内容来看，反复歌颂了三山神的神通和品格，以神兵为国立功，也为百姓祈福，在雨中回应祈祷，与元代刘锡蒙《宋会要辑稿》中描述的三山神为民为国立功的形象和民间口述史料相吻合。可以用来以诗证史。更珍贵的是，这首诗开篇就有四句话“孤家寡人不敬人，谷中英雄多。”三山亦隐，隐其名。”其中，“隋”应为“隋”之误。但这些诗的意思大概是说，在隋朝的暴政下，有大量的英雄躲在深山里，后来被尊为“三山神”(可能有三个)的人就是这样的隐士。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这首诗不仅印证了三山王信仰“起源于隋朝”的说法，也为理解三山王信仰的起源和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过去说三山神信仰“是古代自然崇拜的遗风”[2]。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不够全面。更全面的理解应该是，三山神信仰是古代自然崇拜和圣人崇拜相结合的产物。二、三山神、界石神、大湖神的关系除了三山神，界石神、大湖神也是古代潮州的主神。三山神、界石神、大湖神是什么关系？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我们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石头是三座山之间的一堆岩石。在古代，

潮州和惠州以之作为边界的标志[3]，故称界石。刘希孟《明贶庙记》记载道“考潮州西北百里有独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有乱石激湍，东潮西惠，以石为界。渡水为明山，西接梅州，州以为镇。越二十里有中山，其地名霖田……当隋时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中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于天，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因庙食焉。地旧有古枫树。降神之日，树生莲花，绀碧色，大者盈尺，咸以为异。乡民陈姓者白昼见三人乘马来招已为从，忽不见。未几陈遂化。众尤异之。乃谋于中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枫，后有石穴，水早疾疫，有祷必应。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陈为将军．声灵日著，人称化王。共尊为界石之神。”（着重号见引者所加）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三位神人自称受天命镇三山，却“托灵于玉峰之界石”，也就是说界石是他们三人的共同代表，或者说是他们的化身。而乡人陈姓者只是三位神人物色到的侍从，后来被神封为将军（神的意志是假人以言的，其形式应是降僮、扶乩之类）的一位配角。乡人既崇拜三位神人，又崇拜作为神人侍从的陈姓乡人，即所谓将军、化王，所以置祠合祭。合祭者把三位神人与化去的陈姓乡人合而祭之也。又把他们共尊为界石之神，虽曰共尊，毕竟仍有主从之分，三位神人是主神，陈姓乡人是从神。然则三山神是界石之神的主体，祀界石之神主要就是祀三山神。明乎此，韩愈在担任潮州刺史期间派人祭界石神一事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原来他所祭的就是受到潮人普遍信仰的三山神。韩愈《祭界石神文》说“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告于界石神之灵曰惟封部之内，山川之神，克庥于人”[4]，很清楚地说明这界石之神就是封部之内的山川之神，也就是三座镇山的山神。祭文又说“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于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赐！”“明受其赐”就是“明贶”的意思，因为贶者，赠也，赐也。韩愈祭祀界石神即三山神是为了公开表示潮民得到三山神的恩赐，而后世帝王封敕三山神庙为“明贶庙”，大概就是取典于韩愈的《祭界石神文》，从这一点也可以昭示人们，三山神就是界石神，或者说是界石神的主体。有人以《淮南子》所载“殷人之礼，其社用石”为由，认为界石神是社神，反对界石神是三山神的看法[5]。其实，这样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一则“其社用石”不等于凡石都是社神，特别是作为潮惠二州界石之石，若是社神的话，那是潮州的社神呢？还是惠州的社神？难道潮、惠二州之内就找不到其他的石头供其祭社之用，倒要到离州百来里之遥的大山 用一块界石祭社吗？再则《淮南子》明说用石祭社是“殷人之礼”，周朝已不用殷礼，二千多年后的唐朝更与殷礼大异其趣。怎么能用殷礼来说明唐代的情况呢？大湖在潮阳县城东面约五公里处。唐时潮州治于海阳县，离潮阳的大湖较远，故韩愈在任潮州刺史之初，之一次祭大湖神，因事忙不克亲自往祭，就委派摄潮阳县尉史虚已代祭。大潮与三山，一是湖，一是山，二者相去百余里，本来是毫不相干的。有人以《龙湖集》中的三山神题壁诗的诗题有“湖州”的字样，就认为三山神是来自湖州；又以湖州靠近太湖，硬把三山神与太湖神牵在一起，并引《韩江闻见录》证成其说“清郑昌时《韩江闻见录》‘三山国王’条云‘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适韩公刺潮，淫雨害稼，公祷于太湖神，潮人又祷于王，遂获丰稔，故全潮祀之。’由此可见，太潮神就是后来叫三山国王的神。”[6] 细按论者上述论证,失误有三。一是《龙湖集》的《神湖州三山神题壁》诗，“湖州”只是“潮州”传写之讹，论者并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它不是传写之讹，指的确实是今属浙江的湖州；二是韩愈所祭为大湖，不是太湖，论者也未举出任何证据说明大湖就是太湖；三是郑昌时所记为“公（韩愈）祷于大湖神，潮人又祷于王（指三山国王）”，韩愈与潮民所祷是二种不同的神。因为向这两种神祈祷获得手收，所以“全潮祀之”，即全潮州人民都热烈信奉和祭祀大湖神和三山神这二种神祗。由此如何能得出“可见大湖神就是后来叫三山国王的神”之结论呢？ 至于论者从一首诗作的字讹反复推论，进而轻易作出岭东许多移民的老祖宗根源就在太湖地区的结论，更是玄而又玄，实在离谱太远了。 三、三山国王信仰的创造者并非客家人关于三山国王信仰的由来和发展，学界都认同“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封于宋”的说法。从现存主要文献史料如《宋会要辑稿》有关条目、元刘希孟《明贶庙记》、佚名氏《神湖州三山神题壁》诗的记载，以及口传史料如马来西亚吉隆坡南郊蕉赖三山国王庙关于三山国王的介绍[7]来看，这样的概括是可信的。其中“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可视为三山国王信仰的创造阶段,“封于宋”则是这种信仰被朝廷认可而广泛传播的阶段。那么三山国王信仰的创造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对此，必须从隋唐时代潮州地区的基本住民情况说起。按今粤东地区在隋代还十分荒凉，地旷人稀。当时此地设义安郡、统海阳、程乡、潮阳、海宁、万川五县，约当今潮汕地区、梅州地区全部和惠州地区的一部分，而户口总共只有2066户，平均每县仅四百户左右。[8]唐初省并为海阳、潮阳、程乡三县，设立潮州，而户口仍然相当稀少。[9]今三山所在之揭西县在隋唐时尚未设县，只是海阳县西南、潮阳县西北的一个山乡，其人口之稀少更甚于两县之沿海和平原地带。 当时义安郡或潮州的基本住民，应是属于百越系统的少数民族，有俚、骆越、弯獠等多种不同名称，对此有不少文献记载可以为证，例如 隋末唐初据有循、潮二州的土著首领杨世略被称为“俚酋”，归唐后避世民讳改名杨略，授为循州刺史。见《旧唐书》卷五十六《林士弘传》及《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唐初循、潮、广等州之民起兵反抗朝廷，朝廷命循州司马高玎剿、抚，高玎卒于军中。陈子昂为高玎所作墓志中称造反之民为山夷，又有“皇帝哀骆越之人罹其凶害”之句。见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四部丛刊》本《陈伯玉文集》卷六《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并序》。 后人追述唐初陈元光在闽南、粤东讨平土著动乱之事，称泉潮之间“林泽荒僻，为獠蛮之薮”，见清初丁世勋所撰《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 中原、北方移民之入粤，虽然可以溯源于秦汉，但多居于交、广一带，潮州地域因不在当时广东对外水陆交通线测近，所以基本未有秦汉时中原、北方移民入居。永嘉之乱北人南渡，大半定居于今安徽、江苏、浙江及江西北部，两湖地区也接受了一些南渡侨民。远迁至闽中和岭南的中原人民虽然也有，但毕竟是很少数，具体到潮州，更是极少极少了。弄清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肇迹于隋”的三山国王信仰，应是源于粤东土著居民的一种民间信仰，也就是说，最早信仰这一神灵的主体是属于百粤系统的粤东土著居民，三山国王这一神灵是由这些土著居民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还可以从现在广东省境内畲族的宗教信仰情况得到验证。根据民族学工作者的调查，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安、饶平两县畲民，都信奉‘三山国王’”，而莲花山区（海丰、惠阳）和罗浮山区（博罗、增城）的畲民虽然不信三山国王，“但有用石头作为神的象征”的习俗[10]，与“三山神”托灵于界石，即以界石作为三山神的象征之俗相同。广东畲民的这些信仰和习俗，自然是其先民留下的历史传统[11]。可见我们关于三山国王信仰是由隋唐粤东土著居民所创的观点，与广东畲族先民即粤东土著的宗教传统、民俗特点是不矛盾的。但若从三山国王信仰的崇拜对象来说，其属于圣贤崇拜的部分，即那三位被崇拜的三山隐士，倒有可能是隋代为了避乱而远徙岭表的中原、北方人士。因为他们来自外地，服饰、语言、容貌都迥异于当地土著，一旦在山中与土著猝然相遇，土著惊诧之余，把他们想象为自天而降的神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也就自神其迹，信口编出“受命于天，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之类的神话，巩固和加深了土著民对他们的崇拜和敬奉。类似的情况，在相邻的福建省也出现过多起。例如漳州云洞岩就有这样的传说“某位大仙，隋义宁间来此修炼，后羽化而升仙。”[12]宁德地区也有黄姓祖先隋代来自中原，在霍童山麓拓殖开基的传说。把这些孤立的事件联系起来看，隋代有少数中原、北方人士远徙入闽粤，被当地土著奉为神明，不是不可能的。如今居于粤东潮汕地区的居民，多数属汉族福佬民系，少数是客家民系；梅州地区的居民，则基本上是客家民系。客家人大致是唐末五代之后自中原和江淮（主要是江淮）迁入赣南、闽西和粤东的。其迁移路线大体自中原、江淮先迁入赣南，再从赣南迁闽西，又从闽西迁粤东。粤东客家人的大批到来有二次，一为两宋之际，一为宋末元初。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在北宋末即已定型并广泛传播的三山国王信仰不可能是客家人创造的，其道理至为浅显，勿庸多费笔墨。福佬民系的主体也来自中原、北方，主要分布在闽南和粤东的潮汕地区，迁入时间比客家人的到来为早，但大体上也应以唐安史之乱后和黄巢起义后为迁入的主要时段。，三山国王信仰也不是福佬人创造的。认为“三山国王神”“初主要为客家人崇拜，后潮汕民间也崇拜”的说法不合历史买际。“三山国王自古以来便是粤东民众信奉的守护神” [13]的提法也不够明确，“自古”古到哪个朝代？“粤东民众”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基本问题都没有说明清楚，容易使人把“粤东民众”误会为专指客家人，“自古”误会为客家民系成立之初。 四、三山国王是粤东各族系民众及其台湾海外移民共同的守护神三山国王信仰虽然不是粤东福佬系和客家系民众创造的，但后来粤东福佬 系和客家系民众却成为三山神的主要信奉者，迹其所由，主要起作用的因素盖有三端。 之一，三山国王以山神的身份，担当起社神的职能。以山神作为社神，这是原始社会山区氏族宗教的重要特点。《宗教学通论》对此论述道“随着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建立，出现了村社及部落领域的保护神——村寨、部落的‘社神’。‘社神’即土地神，这个‘土地’不是与‘天’相对应的‘地’，而是指全族领域内的土地，这是全族生存的基地，所以受到特别的崇拜。‘社’的雏形或是图腾圣地（‘图腾中心’），后来在山区主要表现为‘山神’，在平原主要表现为‘土地神’。社神本是自然神，人们崇拜的是它养育人的自然属性．后来它和谷神结合一起成为‘社稷’之神，逐渐变成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区安全的‘多管神’了。”[14]隋代居住在粤东三山——独山、明山、中山之麓的土著居民，正处在岩居穴处、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他们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山神三山国王当作自己村寨、部落保护神即社神，正是合乎宗教发展通例的事。从刘希孟的《明贶庙记》来看，三山神的主要功能是“水旱疾疫，有祷必应”，“淫雨害稼，祷于神而霁”，“蚕谷以成，织女耕男．欣欣衍衍”，也正是发挥了保证人们“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区安全”的功能，其被粤东人民当作社神崇拜的性质是明确的。 粤东人民把三山神当作社神崇拜的性质，延续到现代仍未改变。如在海丰县，过去“基本上是一社一宫”，“有许多乡社，（宫中）以三山国王为主神” [15]；而在澄海县，“各社区的（三山）国王宫是社庙，是社神崇拜。” [16]以今况古，可以更清楚认识历史上粤东地区三山国王确实扮演着社神的角色。 第二，韩愈入乡随俗，祭祀三山神，促使粤东汉族移民接受三山国王信仰。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出任潮州刺史，以其道德文章名重天下，故在任虽只八九个月之暂，却在潮州留下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他在任内遇到淫雨害稼的恶劣气候，随俗祈助于三山神，“置立室宇，备具服器，奠飨以时”；后来淫雨停了，蚕谷获得了丰收，又派耆寿“谨选良月吉日，斋洁以祀神”，昭示神功，报答庥佑，并亲自撰写了《祭界石神文》。[17]他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三山神的知名度，赋予三山神以官方认可的意义，使之超乎一般民间私祀或淫祀的小神之上；还因韩愈本身所具有的中朝名臣、儒学宗师的身份，使被他虔诚祭祀的三山神褪去了土著之神的色彩，树立了汉族神的崇高形象。 本来，三山神执行着山区社神的职能，已经具备了与汉族信仰相通的内在条件，因为汉族人民素有崇奉社神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加上韩愈以现任刺史和中州大儒的双重身份为民作则．对三山神虔敬有加，中唐以后陆续迁入粤东的汉族移民对于三山神的排斥心理便消除尽净，入居的福佬民众和客家民众先后接受了三山国王信仰，把它当成了自己社区的社神．并且世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又继续创造着三山神的形象，使其功能不断扩大，神格不断提高，渐渐成为既能保佑人们“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区安全”，又能显灵助战、克敌制胜；既有功于民，又有功于国的“多管神”，从而在粤东民众信奉的众神中居于最显要的地位。 第三，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粤东土著民族或被迫外迁，或被汉族同化，土著民数量逐渐减少，汉族移民日益增多，最终出现了反客为主的情况，也就造成了粤东福佬人和客家人是三山神的主要信奉者的现象。粤东本是被称为俚獠、蛮獠、山夷的少数族聚居区，已如前述。唐宋以来， 一批一批的迁入，汉族与土著少数族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血与火的又斗争又融合过程中， 凭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优势，成为战胜的征服民族，土著少数则成为失败的被驱逐被同化民族。据1954年的调查统计，广东省全省畲民只剩下293户、1321口左右，其中分布在唐代潮州范围内凤凰山区的畲民为188户，910口。[18]这样稀少的人口，虽然保持着祖宗传下来的三山国王信仰，却不足以引起外界的重视，无法改变粤东福佬人和客家人是三山国王的主要信奉者之印象。畲民之三山国王信仰不为外界所知，还有一个因素在起着作用，那就是明清以来向海外移居的粤东民众只有福佬人和客家人，不包括畲民。而当前学界重视三山国王信仰的主要原因，乃缘于台湾和东南亚的粤东移民信仰三山国王之故。畲民既与当今热门的台湾海外无关，宜其祖先之创造三山神及其自身至今仍信仰三山国王之事实湮没无闻，不为人知。以上说明了粤东福佬人和客家人是三山国王的主要信奉者，接着还要说明三山国王信仰基本上仅限于粤东民众及其海外移民，以及粤东民众共同信仰的三山国王为何被误解为客家守护神或台湾客家移民守护神的问题。先说之一个问题。三山国王由山神而担任社神角色的性质，使它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后来得力于韩愈的带头奉祀，使它顺利为迁入潮州的汉族移民所接受，但也只是使这种神祗的守护范围扩大到当时全潮州的境域，其区域保护神的性质并没有被改变，换句话说，三山国王自被创造出以来．就是地域色彩浓厚的区域保护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功能被扩大了，保护的范围也扩大了，但从来没有被改造为族群色彩浓厚的福佬神或客家神。用事实来验证，三山国王的信仰范围大致局限于粤东的福佬语区和客家语区，所谓“潮及梅、惠二州，在在有庙”。这里所说元代的“潮及梅、惠二州”，实际上主要就是唐代潮州的境域。惠州的一部分越出了唐代潮州辖区之外，那里信仰三山国王是由古潮州人（包括福、客二系）造成的。而同样是客家，闽西和赣南基本上没有三山国王庙[19]，三山国王信仰在闽西和赣南客家人中并不流行。同样是福佬，闽南地区也见不到三山国王庙,那里的闽南人也并不信仰三山神。所以无论说三山国王是客家人的信仰或福佬人的信仰都不准确，只有说三山神是粤东民众（包括汉族客、福二系和畲民）的共同信仰才是准确的、客观的。在粤东的海外移民中，三山国王仍为客、福二系人民共同信仰。例如，台湾学者刘还月在1989年报告道“屏东县的之一大镇潮州，目前虽然闽、粤居民各占一半，街市的主要语言以闽南话为主，但客家人的守护神——三山国王，却是潮州地区主要的信仰中心，街市内的三山国王庙，更是当地规模更大的庙宇，享受闽、粤两籍人士的香火。” [20]刘先生在1994年又报告道“三山国王自古以来便是粤东民众信奉的守护神，客家人渡海来台时，大都也带着三山国王的香火共同渡海而来，并在每一个初拓有成的地方建庙奉祀，这些地方后因闽籍移民入侵，客家人不是迁徒他地便被同化，但三山国王庙却依旧保留下来，因而也成了闽人聚落客家庙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在拥有二十六座三山国王庙的兰阳平原最为明显；台中平原沿海地带的闽人社会中，也存有少数的三山国王庙。” [21] 刘先生的报告反映了台湾客家人和闽南人共同信奉三山国王的事实。必须稍为修正的是他所说的客家人都是从粤东梅州迁台的，梅州是宋以后新设的州，在唐代，它还只是潮州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客家人仍是古潮州客家人的后裔，而所谓闽人专指讲闽南话之人，实际上很可能是讲闽南话的潮汕人，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述粤东福佬人的后裔[22]。说来说去，基本上还是粤东民众的移民。，准确地说，刘先生报告反映的是台湾粤东客、福二系移民后裔共同信奉三山国王的事实。在马来西亚，也有大量的潮汕移民，因而也建有许多三山国王庙，这些庙“都遵行从潮州所传去的祀神习俗” [23]。笔者没有到马来西亚作实地调查，以意度之，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粤东客家移民也不少，他们也应信奉三山国王。前文所言潮汕移民，如果把原属潮州的大埔、饶平等县也包括在潮汕范围的话，内中便有不少是粤东客家移民。 再说第二个间题。其实弄清了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在台湾把客家人称为粤人，把讲闽南话的福佬人称为闽人。客家、福佬二系之分被视为粤人、闽人之分。殊不知闽人之中也有客家（汀州人），粤人之中也有福佬（讲闽南语的潮汕人）。以故把粤东两系民众共同信奉的三山国王说成是粤人的守护神，进而又说成是客家人的守护神。，说三山国王是客家守护神不确，说它是福佬守护神也不确。正确地说，三山国王是包括畲族、福佬、客家在内的粤东民众共同的守护神，就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而言，三山国王则是粤东福佬和客家移民共同的守护神。附记笔者最近到海南开会，在通什市民族博物馆中，得见“三山国王”三角红旗一面，说明黎族、苗族亦有三山国王信仰，可作为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岭南土著民的一种佐证。 注释 [1] 谢重光《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和生平》，载《福建论坛》89年5期；《再论是后人伪托之作》，载《福建论坛》91年4期。 [2] 台湾陈远栋《客家人》第四章，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下编“客家乡土宗教信仰”节。 [3] 在唐代是潮循二州之边界，元代才是潮惠二州边界。 [4] 见《全唐文》卷五六九。 [5] 吴金富《韩愈所祭“界石神”是什么神？》，转引自《首届三山神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92年4期。 [6] 吴金夫《三山国王庙面面观》，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93年1期。 [7] 其介绍略曰“中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国王乃昔日忠义护国爱民的三位勇士，前后曾救过隋朝开国君主杨坚及隋末恭帝杨侗，被封为开国驾前大将军及大元帅……归化后又曾显灵于唐、宋，……”转引自贝闻喜《潮州三山神的由来及其对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影响》，载《韩山师专学报》93年1期。按介绍中有不少附会不实内容，但所记三勇士在隋、唐、宋三代的神奇事迹，仍是“肇于隋、显灵于唐、封于宋”的另一种说法。 [8]《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义安郡”。 [9] 见《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按旧唐志潮州资料脱漏，新唐志载潮州有户4420，乃天宝年间数字；元和志则载潮州开元户9337，元和户1955，三则数字相差很大，然皆非唐初数字。唐初经隋末之乱，户口大为耗减，贞观时户口只及隋朝盛时之三分之一，故推测唐初潮州户口仍极稀少。 [10] 见杨成志、陈凤贤等《广东畲民识别调查》，载《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3日第1版。 [11] 凤凰山区畲民传说其祖先多由福建漳州府龙岩县迁来，（见上注引文）而隋至唐初尚未有漳州之设，所谓漳州龙岩县当时正在义安郡和潮州辖境内。 [12] 见漳州云洞岩摩崖石刻。 [13] 刘还丹所编《1994台湾文化手历》，台原出版社93年9月第1版。 [14]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15][16] 分别见蔡锦华《灶神“三山国王”初探》，陈文惠、陈春声《灶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转引自前揭《首届三山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17] 见《全唐文》卷五六九。 [18] 见杨成志、陈凤贤等《广东畲民识别调查》，载《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19] 闽西上杭县白沙乡有清代所建公王庙，据说所祀三尊骑虎武士就是三山国王。若然，则闽西也有少数三山国王庙，应是粤东移民所带来的信仰物，明清时由粤东回迁闽西的移民偶或有之。 [20] 刘还月所编《台湾岁时小百科》，台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1] 刘还月所编《1994台湾文化手历》，台原出版社93年9月第1版。 [22] 如台南三山国王庙建筑被称为台湾仅存的广东式作法，又称其庙“是目前仅存的潮州匠师所建寺庙，其外观及室内木雕风格皆与漳泉不同”，见庄芬荣等多编《台闽地区古迹巡礼》，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5年12月版。按台南三山国王庙即所谓“闽人聚落家庙”的典型一例，但从其为潮州匠师所建、风格与漳泉不同的情况看，此之闽人显系潮汕福佬人。 [23] 见前揭贝闻喜文。

作者: 谢重光

来源: 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潮汕地区的三山国王 潮汕与台湾的三山国王文化的关系